后疫情时期，专业视听面临两大机遇
随着钟南山院士表示，新冠疫情2月底已经到达顶点、4月底渴望“解封”，一场新冠肺炎的国内抗疫大战也进入“收尾”阶段。虽然在“外防输入”上工作任务依然繁重，但是国内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回归常态已经“指日可待”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在疫情冲击下，积极防疫、积极应对疫情、积极保障疫情期间客户需求的“专业视听产业”必然需要思考“后疫情”时代“怎么走”。疫情期间，停产复工交织、抗疫防疫同行、应急服务有效创新相伴，必然给行业留下一些值得长期坚持的“遗产”。同时，疫情发生对社会管理、生产生活产生众多深刻影响，也势必改变疫情后的“客户需求”格局。
后疫情时代，把握企业客户“高效率、低成本、新习惯”的主线
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所有社会生产和服务部门的“常态节奏”。例如，《囧妈》选择网络首映，就是因为“院线关门”。很多企业，错失了至少一个月以上的生产时间、全球产业链紧张状态前所未有。韩国现代整车厂成为全球首个受武汉产业链波及停工的特大型企业。……
如果损失的仅仅是“时间和产能”，企业可以通过疫情后期的“加强投入和提高生产强度”追赶回来。但是，社会经济作为“一架最复杂的机器、人类自身也未能全面认知的机器”，其“多米诺”效应是全范围的：如，停工必然意味着“工资”的企业成本“上升”、员工的收入预期“下降”。这将影响社会需求节奏和企业现金能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方面“抢抓市场机遇”、一方面“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”将成为“疫情以后”很多企业的重要“工作”。
对于效率提升、成本控制，疫情过程中，一些新措施给很多企业提供了“很好的经验”——这就是“云办公”。据一些研究数据表明，我国企业的云办公、云会议、云沟通的普及率不及欧美同行的“十分之一”：这显然是一个“黄金坑”式的专业视听市场机遇。
疫情过程中，企业被迫选择云办公、企业之间和内部业务被迫选择云沟通，让很多企业看到“云原来可以这么用”，企业的很多办公成本、很多差旅成本可以节约，很多会议可以不开、可以换个方式开、可以小范围开，尤其是能够节约大量的时间资源……习惯和经验的普及，将成为“反转中国企业云办公比例低于主要发达国家”的重要“转折点！”
行业专家指出，中国企业不习惯云办公的原因在于两个：1.人力成本结构问题。我们的经济发展长期享受人口红利。这使得在同样的项目中，中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比更低，更为激烈的就业环境促进了“更利于管理的现场用工比云办公优势明显”的现象。但是，随着我国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，更多高级岗位的薪资已经与国际接轨，甚至半导体这样的行业，工程师的薪资超过日韩台，且办公楼宇的租金也在水涨船高。这将改变“人力成本结构”对云办公普及的“拖后腿”影响。
2.我国的人情社会、人际关系文化问题。国人更讲究“面子”和集体主义！现场见面的“面子”和“打一个视频电话”显然大不相同。欧美文化更讲求个人自由和就事论事——他们不愿意做不必要的成本牺牲，尤其是时间成本牺牲在虚无缥缈的“面子”上。这一点成为国内企业不如欧美企业那样喜欢云办公的“文化”基础。而疫情期间，云办公、视频沟通表现出来的“效率”价值和培育的“新习惯”，将有助于不断改变这种“传统文化习惯下的面子”问题。
所以，在后疫情时代，围绕企业“跨过疫情”冲击造成的暂时困难，在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的层面，以专业的视频会议、云办公，专业视频会议室系统和设备等为代表的专业视听产业将“拥有机会”，并迎来一个“可以持续挖掘”的行业成长点。
后疫情时代，把握新老基建和社会治理“补短板”
在3月3日的（G7）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临时电话电视会议上，G7做出了面对“COVID-1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,我们重申了我们的使命,那就是用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来保证强劲、稳健的增长,预防出现经济下行风险”等重大决策。
类似这样的决策也是国内经济在“后疫情时期”的重要内容。未来保障全年社会经济目标，特别是就业目标的实现，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成长损失做出“缓冲”和“对冲”，结构性的降税、降费、提高财政支出力度、提供央行货币灵活度和对关键领域的支持、进一步下调社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、并支持一批重大基建与补短板项目，提升社会经济的活跃度已经是“进行时”。
这方面的机遇主要分成三个层面：第一是“老基建”。实际上，所谓老基建也未必是“传统铁公基”，比如日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央网信办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《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