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疫情时期，专业视听面临两大机遇

    随着钟南山院士表示，新冠疫情2月底已经到达顶点、4月底渴望“解封”，一场新冠肺炎的国内抗疫大战也进入“收尾”阶段。虽然在“外防输入”上工作任务依然繁重，但是国内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回归常态已经“指日可待”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在疫情冲击下，积极防疫、积极应对疫情、积极保障疫情期间客户需求的“专业视听产业”必然需要思考“后疫情”时代“怎么走”。疫情期间，停产复工交织、抗疫防疫同行、应急服务有效创新相伴，必然给行业留下一些值得长期坚持的“遗产”。同时，疫情发生对社会管理、生产生活产生众多深刻影响，也势必改变疫情后的“客户需求”格局。

    后疫情时代，把握企业客户“高效率、低成本、新习惯”的主线

    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所有社会生产和服务部门的“常态节奏”。例如，《囧妈》选择网络首映，就是因为“院线关门”。很多企业，错失了至少一个月以上的生产时间、全球产业链紧张状态前所未有。韩国现代整车厂成为全球首个受武汉产业链波及停工的特大型企业。……

    如果损失的仅仅是“时间和产能”，企业可以通过疫情后期的“加强投入和提高生产强度”追赶回来。但是，社会经济作为“一架最复杂的机器、人类自身也未能全面认知的机器”，其“多米诺”效应是全范围的：如，停工必然意味着“工资”的企业成本“上升”、员工的收入预期“下降”。这将影响社会需求节奏和企业现金能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方面“抢抓市场机遇”、一方面“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”将成为“疫情以后”很多企业的重要“工作”。

    对于效率提升、成本控制，疫情过程中，一些新措施给很多企业提供了“很好的经验”——这就是“云办公”。据一些研究数据表明，我国企业的云办公、云会议、云沟通的普及率不及欧美同行的“十分之一”：这显然是一个“黄金坑”式的专业视听市场机遇。

    疫情过程中，企业被迫选择云办公、企业之间和内部业务被迫选择云沟通，让很多企业看到“云原来可以这么用”，企业的很多办公成本、很多差旅成本可以节约，很多会议可以不开、可以换个方式开、可以小范围开，尤其是能够节约大量的时间资源……习惯和经验的普及，将成为“反转中国企业云办公比例低于主要发达国家”的重要“转折点！”

    行业专家指出，中国企业不习惯云办公的原因在于两个：1.人力成本结构问题。我们的经济发展长期享受人口红利。这使得在同样的项目中，中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比更低，更为激烈的就业环境促进了“更利于管理的现场用工比云办公优势明显”的现象。但是，随着我国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，更多高级岗位的薪资已经与国际接轨，甚至半导体这样的行业，工程师的薪资超过日韩台，且办公楼宇的租金也在水涨船高。这将改变“人力成本结构”对云办公普及的“拖后腿”影响。

    2.我国的人情社会、人际关系文化问题。国人更讲究“面子”和集体主义！现场见面的“面子”和“打一个视频电话”显然大不相同。欧美文化更讲求个人自由和就事论事——他们不愿意做不必要的成本牺牲，尤其是时间成本牺牲在虚无缥缈的“面子”上。这一点成为国内企业不如欧美企业那样喜欢云办公的“文化”基础。而疫情期间，云办公、视频沟通表现出来的“效率”价值和培育的“新习惯”，将有助于不断改变这种“传统文化习惯下的面子”问题。

    所以，在后疫情时代，围绕企业“跨过疫情”冲击造成的暂时困难，在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的层面，以专业的视频会议、云办公，专业视频会议室系统和设备等为代表的专业视听产业将“拥有机会”，并迎来一个“可以持续挖掘”的行业成长点。

    后疫情时代，把握新老基建和社会治理“补短板”

    在3月3日的（G7）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临时电话电视会议上，G7做出了面对“COVID-1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,我们重申了我们的使命,那就是用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来保证强劲、稳健的增长,预防出现经济下行风险”等重大决策。

    类似这样的决策也是国内经济在“后疫情时期”的重要内容。未来保障全年社会经济目标，特别是就业目标的实现，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成长损失做出“缓冲”和“对冲”，结构性的降税、降费、提高财政支出力度、提供央行货币灵活度和对关键领域的支持、进一步下调社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、并支持一批重大基建与补短板项目，提升社会经济的活跃度已经是“进行时”。

    这方面的机遇主要分成三个层面：第一是“老基建”。实际上，所谓老基建也未必是“传统铁公基”，比如日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央网信办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《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》，其中也涉及大量“交通智能化”的章节。这将推动“存量”公路市场的“智能改造”——即是老基建，也是新基建。再比如，中办、国办近日印发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对“绿色基建”提供了更多的支撑，环保基建将成为“持续投资”的重点。

    总之，老基建也有新含义。这一方面是由于“传统老基建的空间越来越小”，更是因为科技进步、人民需求提升，推动了“老基建新内涵”。而这些老基建的新内容，离不开智能化、信息化等技术支持，自然是专业视听产业“用武之地”。

    第二，“新基建”是这一轮“刺激政策”的中心之一。新基建的龙头当然就是5G和物联网。这涉及到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、管理和运维，也涉及到大量新业态的实现，并对传统“业态”给出新答案。例如，公路视频监控，传统的方案是“铁塔、电线、光纤”等大基建，而现在依托智能路灯体系，灯杆就是铁塔、路灯供电也是视频监控供电、智能光感开关让路灯电源不再需要远距离开关和白天断电、5G信号则让这样的摄像头不需要专门的光纤连接……这些特点，实现了“基础设施的集成和硬件共享”，提升了单位投资的产出，更为数字城市提供更多的传感器节点支撑。

    虽然“新基建”在整个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并不会是大头。但是，考虑到新基建多数围绕，或者必须标配信息化系统，这对于专业视听产业而言，意味着投资拉动的“有效比”更高。甚至，行业人士认为，只要是信息智慧技术的项目，视听产业都有“用武之地”——专业视听科技应该被视为“新基建”的一部分，是新基建的“钢筋水泥”之一。

    第三，“补短板”工程也会是后疫情时代的重大机遇。比如，国家卫健委、生态环境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《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明确，要在2020年底前实现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；到2022年6月底前，实现每个县（市）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。——这场疫情袭来，虽然国内的防疫、抗疫能力比2003年非典时期“强大”不少，但是由于疫情传播范围和感染人数更多，依然暴露了从疾控体系、医疗保障体系、防控物资体系、科研体系、生物安全体系到交通运输、应急指挥、公共服务支撑等众多方面的“不足”。

    以防疫和医疗救治为核心，以公共服务为基本出发方向，疫情后对疫情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、短板进行补足，将启动一轮医疗和防疫相关产业、公共服务与管理应急体系相关部门为代表的“汶川地震后薄弱校区改造等类似工程”。这里面即有老基建、也会又新基建，更会有智慧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和升级。其中蕴含了专业视听需求的部门不仅限于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、应急动员、网上政务、远程医疗、远程教育等应用，还会涌现出一些完全崭新的“创新需求”。

    面对后疫情时代，恢复社会生产生活、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和稳定性、加强社会应急体系和防疫能力建设，一轮“财政”红包已经排队走来、一波政策支持逐渐落地。虽然视听产品采购位于“项目后期”，但是，这依然会给专业视听产业带来“未来3年的市场遐想”。

    以创新为抓手，把握“后疫情”机遇

    “改变就是最大的机遇。”一位30年的专业视听产业元老如此看待“后疫情”机遇。他认为，一方面疫情改变了社会生活生产的各种节奏，甚至是价值观；另一方面，也改变了专业视听产业内部的格局，带来一些新的气息和竞争增量。

威创广州日报融媒体中心项目（威创供图）

    所以，在把握“后疫情”机遇的同时，必须有“‘改变’上的风险意识”，即专业视听企业要有自己的新方法、新供给、新模式。例如，在云教育、空中课堂影响下，“专业录播”教室的意义会得到崭新的“诠释”。但是，专业录播教室的应用“方式”也会改变：在“学校到学校、班级到班级”的传统模式下，增加“班级到学生家庭和个人”的新应用，这对于硬件技术、软件功能会提出新需求。

    再例如，如果社区要进行智慧化改造，那将会涉及很复杂的“财务和资金”筹集问题。也涉及到隐私信息的管理与安全问题。这必然不同于“传统小区安防一个小区一个项目的方式，而会变成大公司、专业智慧物业主导，政府支持，服务形态的项目”。这需要专业视听行业在“小区、社区、村庄等视听工程营销上‘升级’”。

    当然，崭新的技术创新也会是亮点。例如结合了AI功能的红外摄像头，能够成为“温度探测设备”。这种新应用会不会成为众多公共场所的“标配”，甚至“法定”管控技术。这将带来从传感器、通信、大屏指挥、数据处理到应用软件等的“全产业链创新需求”。且这种技术可不可以与公共显示标牌等其他公共信息设备结合，也可以成为“创新点”。

    综上所述，“疫情新机遇”不可能是“老供给的简单增量”，它必然是新供给、新价值，甚至新商业模式。这比疫情自身对视听产业的冲击，更能长久的、在根本上考验视听企业的“应变能力”。所以，“后疫情”一定有机遇，然而黄金坑的把握却需要“下坑、出坑”的能力，不是“平地捡芝麻”。专业视听企业既要正视疫情造成的困难、也要正视疫情后的机遇，却更需要在“后疫情时代”升级自己。